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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是可以親近的，不僅在史籍，也在于現實之中。歷史學家攜著史籍中的知識，果敢地重返歷史現場，所獲得的知識是疊加的，所獲得的感受是自然的，會有批判，會有同情，更多的是理解，也能距歷史的真實更近。茅海建就在不久前（2016年6月），我用了整整兩個星期的時間，做了一件“思出其位”的事情——去了外蒙古（蒙古國）和外外蒙古（俄羅斯聯邦布里亞特共和國，布里亞特是蒙古的一支），然后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，從烏蘭烏德到赤塔、后貝加爾斯克、滿洲里，回到哈爾濱。原訂計劃還包括尼布楚（涅爾琴斯克），但由于奇特的原因，未能成行。我之所以這么做，是想能實地考察一下清朝歷史上非常有名的“張（家口）庫（倫，即今烏蘭巴托）大道”和世界歷史上非常有名的“西伯利亞大鐵路”。無論是張庫大道還是西伯利亞大鐵路，都不屬我專題研究的范圍，也不是今天能夠看到或體會到其偉大功用的壯麗景象。“張庫大道”在歷史上的燦爛輝煌，今天已難覓遺跡；西伯利亞大鐵路修建時的偉大設想，從未實現。我之所以花去這么多的時間（其中還包括大量的前期準備），只是為了滿足我的知識好奇。這些畢竟是在歷史上意義重大的道路——在史籍中所占的地位太重、所占的分量太大，以致我在教學與研究中時常會與之不期而遇——能夠站在實地想象當年，稍稍有點“憑吊”、“懷古”的意味。歷史學家最幸運的事，就是有機會能重返歷史現場。俄羅斯商隊的北京貿易事情還需從頭說起。要說張庫大道，先得說說俄羅斯商隊。俄羅斯人越過烏拉爾山以后，一路東行，于十七世紀中葉侵入黑龍江流域。1689年（康熙二十八年），清朝與俄國簽訂了第一個雙邊條約《尼布楚條約》，規定了兩國的東部邊界，也允許兩國之間進行商業貿易。最初的中俄商業貿易以俄羅斯商隊，尤其是國家商隊的形式進行：商隊大約經尼布楚到達呼倫貝爾、齊齊哈爾一帶，然后南下，由喜峰口進入北京。交易的地點在北京。俄羅斯商隊的主要商品是上等皮毛，多是俄羅斯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當地民人的“進貢”（稅收），存放在俄國財政部在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倉庫里。上等皮毛在俄羅斯歐洲地區并非稀有，運回的成本也大，若運到北京銷售，換回俄國所需的絲綢、瓷器等東方商品再銷售，有著較大的利潤，也可解決俄國東部地區的財政困難。這是對俄國政府極其有利的交易。清朝此時實行官員服飾的等級制度，每一等級的官服，方可配飾相應的皮毛，是官場的必需品。當然，上等皮毛也是清朝上流社會的時尚。清朝當時與周邊部分國家建有宗藩關系。俄國當然不是藩屬國，但俄羅斯商隊在某種程度上享受著朝鮮朝貢使團附屬商隊的優待——清朝派兵保護，提供食宿費用，俄羅斯商隊還無需交稅——這些“柔遠”的對外政策，不符合商業貿易的基本原則，使得清朝政府并沒有像俄國政府那樣從中獲利。清朝政府由此對俄羅斯商隊的規模與次數進行限制，但這種限制從未被認真執行過。從中俄北京商隊貿易的基本面來看，這種不那么對稱、沒有經濟互利的貿易形式，是建立在清朝對俄外交政策的基礎之上的。當這一基礎發生變化時，商業貿易活動也可以隨之發生變化。山西商人的興起1704年（康熙四十三年），俄國商隊從恰克圖、庫倫、張家口一線進入北京，這條便捷的道路漸漸成為中俄商業貿易的主要通道。1727年（雍正五年），清朝與俄國簽訂了《恰克圖條約》，恰克圖開始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。1757年（乾隆二十二年），清朝關閉了寧波等處海口，實行廣州一口海路通商。此后不久，俄國國家商隊前往北京的貿易也中止了。恰克圖漸成清朝北方唯一的陸路通商口岸。也正是在這個時候，中俄商業貿易的主要品種發生了變化，茶葉成為最主要的商品。我有必要說明，今天的人們對當時茶葉的地位可能會有誤解，畢竟茶葉在今天只是價值很小的商品，值得注意的有兩點：一、在工業革命之前，全球貿易的主要商品為香料、茶葉、可可、咖啡、煙草、羊毛、皮毛、寶石、絲綢、硝石等幾大項，大多是自然界的產物（當然，后來又出現了鴉片）；二、在俄國、英國等國家，茶葉課有重稅，其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份額，大體相當于清朝的鹽稅。也正是在這個時候，當中俄貿易的主要地點在恰克圖、當中俄貿易的主要商品為茶葉時，山西商人頂了上去。他們有著地理優勢和歷史經驗：最初輸俄的茶葉主要產于福建武夷山，兩湖的茶葉后來也大量銷往俄國，這些都是俄羅斯商人當年干不了的事情；早在明代，山西商人就有“九邊貿易”的經驗，對蒙古有著一定的了解，許多人懂蒙古語；他們在清朝政府上層有著許多人脈資源，在京城也開有較大的買賣；清朝北方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，也是南方商人不能承受的。山西商人由此成為主力。他們前出口外，從漠南蒙古（內札薩克蒙古，科爾沁等部蒙古）到漠北蒙古（外札薩克蒙古，喀爾喀蒙古），一直走到清朝與俄國的邊界。由于恰克圖已歸屬俄國，他們在邊界南側清朝所屬地方，建立了新的貿易場所，中文名稱為“買賣城”。除了茶葉外，他們還經營著所有與蒙古地區和俄羅斯貿易的商品。從福建、兩湖到恰克圖，茶葉的采購、分類、打包、運輸等項，有著多道工序，山西商人內部也有不同的分工，許多商人只是承擔其中的一項或多項。如此龐大的生意，需要大量的資金，山西商人在經營上也有許多創造，東家與掌柜各辦其事，總店與分店各司其職。山西商人是一個集合名詞，包含著出資人、各級管理層和下層的伙計。他們的地位是流動的，經常發生變化，即從伙計升到掌柜，由掌柜變為東家。他們的人數、資金量與經營方式，使之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商幫。直到今天的山西，還流傳著許多“走西口”發家的故事。貿易種類多樣化與貿易金額之巨大，也產生了巨量的結算；由于口外與內地匪患不斷，實銀的長途運輸很不安全，也不方便，山西商人又發展出票號的生意……張庫大道茶葉從福建與兩湖運出，肩挑、車載、船運，有著多種方式。然要運到蒙古地區和恰克圖，須經過沙漠、戈壁和草原，最為經濟合理的運輸方式是駝運。由此，所有運往口外的貨物，特別是茶葉，都必須先運到張家口，然后進行拆裝，由駝隊運往庫倫、恰克圖及整個蒙古地區。張家口由此成為商品集散地與轉運站。明代的張家口，最初只是長城的一個小口、小的軍事堡壘，后與蒙古俺答汗部互市，主要是馬匹與糧食的交換；到了清代，成為內地行省與蒙古地區商業貿易的中轉站，城市稍有擴大，人口亦有增加。待到中俄茶葉貿易發展起來，張家口異軍突起，成為清朝北方最重要的商業城市之一，也成為山西商人的大本營。雖然從張家口進出的商品缺乏準確的記錄，但由于茶葉的重稅，俄方有著相對可靠的數字。1850年，恰克圖進口的茶葉達二十九萬六千六百十八普特（相當于四千八百七十五噸）。如此數量的茶葉，有著相當大的重量與體積。從俄國輸入的商品也發生變化，毛皮減少了，毛氈呢絨增加了，體積與重量也增加了。隨著貿易的發展，由張家口到庫倫，再延伸到恰克圖的道路，因其便捷、經濟而成為最重要的商道，史稱“張庫大道”。而要在這條商道上經營運輸，只能大量使用駱駝。許多史料記載，在這一地區從事運輸的駱駝超過三十萬頭，相對于這個地區的人口，已經是相當龐大的數量。庫倫，即今天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，當時是喀爾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駐錫地，也是清朝庫倫辦事大臣的駐在地，是一個宗教中心，也是次一級的政治中心（當時喀爾喀蒙古的政治中心在烏里雅蘇臺）。由于其地處南北兩山之間，中間有河流通過，形成一個小氣候；又處在商路之沖，成為各駝隊休整的佳地，山西商人于此安營扎寨。庫倫成為這條商路上最重要的中轉站與多種商品集散地。由此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——從張家口輸出茶葉及日用百貨，運往漠南和漠北，沿途銷售，其中一部分茶葉由庫倫再遠銷到恰克圖；然后從俄羅斯進口毛氈、初級工業品、呢絨和上等皮毛，毛氈與初級工業品銷到蒙古地區；再購買蒙古的牛、羊、馬和普通毛皮，和俄羅斯的部分呢絨和上等毛皮一直運往張家口；當時沒有今日的冷庫車，成群成群的牛羊馬一路趕到張家口，以供京城和華北各地之食用或役用；當時沒有今日的化學纖維，皮祅是北方人們過冬之所需，數以萬計的皮張送到張家口加工，使之成為中國的“皮都”。我沒有從張家口一路走到庫倫，而是從香港直飛烏蘭巴托。在烏蘭巴托（即庫倫）的博格達汗宮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居所）中，看到了一幅清代的庫倫地圖——在庫倫的東南角，畫有一小的居民點，蒙文注明“買賣城”。這是庫倫的“買賣城”！應是當年山西商人在庫倫的聚居經商之地。我也在博格達汗宮中看到一座廢棄的鐵鐘，上面的銘文是：庫倫眾商賈甲、社等恭誠新造關帝廟鐘志：昔聞夏王鑄鼎，以象九州。漢帝建廟、鑄鐘、造鼓，以顯神威，萬邦咸寧。凡古昔之前型，為今時之利……今甲、社倡舉虔誠，即從歸化城選擇良工巧匠，敬心鑄造新鐘一口，以續前人誠敬之意耳，以勷勝事，庶乎萬古不朽者也。謹序。十二甲首：源發乾，王履；廣全泰，沈廣湖；義合德，武鳳齡；義和忠，田治元；永茂盛，武纘烈；義和盛，陳錠；元盛太，王；豫合昌，張文郎；興隆魁，溫世進；源本文來源：東方早報責任編輯：王曉易_NE00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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